川藏公路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对于88岁的黄寿康来说，让他一生永难忘记的是把青春奉献给了川藏公路。

“原来危险离自己这么近”

1950年12月，正处于热血青春年华的黄寿康和许多人一样崇拜解放军，当解放军来到四川成都发动进西藏修路时，19岁的他没有和家人商量，就直接来到雅安，背起铺盖，拿起路条(成都居委会开出的类似身份证明的条子)加入了川藏公路的建设大军。1950年到1954年，从19岁到23岁，黄寿康把青春激情抛洒在2412公里的川藏公路建设中。

作为民工，来到泸定桥的黄寿康被编入康藏公路工程处七大队四中队四分队，领了一套工服，佩戴上技工胸章，就与大部队一起搬运物资进藏。

1957年，黄寿康在拉萨广场留影。

进藏第一站就是从泸定到康定。“300多公里的路程，渡河，坐着汽车在刚能行车的路上颠簸着。”黄寿康回忆道。进入海拔4290米高的折多山后，车上的人开始出现高原反应，乘车的疲惫代替最初的兴奋，高原反应冲击着参建的梦想，随着高原反应的增强大家都开始沉默休息。“一个姓郭的同志因前几天感冒反应更严重，他就捂着被子睡觉，等下了折多山后才发现他已经死了，许多人都产生了恐惧。”这也是黄寿康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原来离自己很近。

到达目的地后，休整3天就开工了。很多人是第一次修路，挖多了、填少了，再加上技术人员较少，开工第一天就出现多次返工。三四天后才慢慢适应高原修路，但工程质量不高。就这样，一天又天，大家伴随着高原反应，在恶劣的环境中把路修了起来。

“信念使我停不下继续修路的脚步”

1951年7月初，黄寿康随着队伍一起上了雀儿山。刚到雀儿山东面，分队里就有3位工友，因身体不适被送回内地，到雀儿山西面后又病倒了3个，40人的分队，只剩下34人继续修路。

在5030米的垭口上，积雪终年不化，昼夜温差较大，整天都被云雾笼罩着。从1951年7月到1952年1月，在阴冷又潮湿的雪山上生活、工作，每天就着黄豆、咸鱼等干菜吃夹生饭。睡觉时用短树枝垫着被褥睡，还要警惕帐篷半夜被雪压垮，刚开始每晚冻得睡不着觉，很多人被冻感冒。早上起床眉毛、头发上都是白霜，鞋冻得像冰块一样硬邦邦的，用手穿鞋还会把手上的皮黏住扯破，洗脸的毛巾也结冰了，要使劲搓软才能擦脸，要把冰融化后才有水漱口，饮水来源也是冰雪，大多数人的手脚都冻裂了。一个冬天供给4双手套根本不够用，大家就用旧衣服缠在手上工作……因为冻土、石岩，大风大雪带来的恶劣环境，到1951年12月底，加上两个炊事员，分队里就只剩24个人了，即使每天工作10个小时，整个工程进度还是非常滞缓。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工程处决定采取爆破的形式炸开冻土。炸药须请示领导才能使用，不能超耗使用。申请炸药后的一天晚上，有位吴姓工人半夜起来抽烟，不小心点燃了炸药，爆炸声响起时，大家在睡梦中的第一反应，就是裹着被子顺势滚出帐篷。这次事故，除了吴姓工友的脸和手被炸伤外，其他人都没有受伤，但是谈起这次事故，黄寿康心里仍心有余悸：“太难了、太难了，太险太险，一不小心就会出人命。”

黄寿康老人向笔者讲述参建故事

1957年回到成都后黄寿康与兄妹一起留影

回忆起修路进程中的两件事，已经88岁的黄寿康眼里仍泛起了泪光：“一次要放50公斤的大炮，炸药放好后，全靠人喊来通知沿线做好隐藏。但炸药爆炸后的威力难以估计，一块石头炸到159团一名战士的头上，战士当场死亡。”另一件事是关于黄寿康所在分队的队长周海如，一位有苦活、累活抢着干，有危险自己上的好领导。一天在打半山山洞时，周海如自己爬上3米多高的半山排哑炮，刚排一会哑炮就炸了，来不及躲藏的周海如被炸得掉下来了，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牺牲了。

生命总是在猝不及防时从身边消逝。怒江渡河时，同一个橡皮艇的7位战士牺牲；到半山腰打炮眼时，仅162团就牺牲了17名战士；山洪突然爆发时，一个团十几个人在睡梦中被冲走……或是身边的战友，或是其他分队的同志，仅修雀儿山段就有300多人牺牲，几乎每推进一米都要造成大小不等的滑坡和塌方。施工的第一年就有近2000名战士和民工献出生命。365天中，牺牲人数最少的是一天5人。黄寿康一次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但明知危险却停不下继续修路的脚步和心中的信念，他告诫自己随时小心，在尽量保护好自己的同时继续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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