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个世界，你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其中。”他对卡夫卡的创作乃至整个人生都有极大的影响，或者说是极大的阴影，即便卡夫卡早已长大成人、历经世事还是耿耿于怀，《致父亲的信》是这个孤独、“羸弱”的“孩子”最大的勇气。

信中卡夫卡最开始就提到父亲“指责我冷漠、疏远、忘恩负义，你这般指责我，仿佛这都是我的错??????而你没有丝毫过错，即使有，也是错在对我太好了。”卡夫卡认为这完全不是父亲的错，也完全不是自己的错，然而这样的指责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也就是他在信里多次提到的“负疚感”。说实话，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番话，相反，我认为都错了，不只是父亲错了，卡夫卡错了，这个思想本身就错了。诚如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阐述的：食欲是本能，性欲也是本能，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从这个角度看，至少父母产出子女，是算不得叫“恩”的，但人毕竟是有丰富感情的生物，在之后养育的年份里，父母与孩子之间培养出感情也是常情，可我们应该把它叫做“爱”，和“恩”还是不同的。

卡夫卡在信里提到父亲悄悄来问候生病的“我”时，“我”是那么幸福，甚至让年长的卡夫卡忍不住泪眼朦胧——这是父亲默默吃苦的时候，也是卡夫卡觉得最幸福的时刻。其实可以体会到，卡夫卡是非常爱他的父亲的，从他说的“你是我衡量万物的尺度”等多处地方都可以洞悉。可惜的是，父亲太吝啬自己的默默付出，他把它看做恩赐。

由此衍生出困扰卡夫卡一生的问题——父亲绝对的禁锢枷锁与卡夫卡的挣扎解放。父亲有着强烈的专横的“卡夫卡式”强权，他高谈阔论、自鸣得意，坚持自他口中说出的话百分之百正确；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要求其他人不能在饭桌上干其他的事，自己却又剪指甲又大声说话。而卡夫卡却是“洛维式”的，他惴惴不安、优柔寡断，对于父亲的强权，他无可奈何，只能全盘接受。他还在信里小心翼翼地提到了奥特拉，这个乐观、自信、健康、无所顾忌的孩子在父亲的眼里却被看做比卡夫卡更坏，更忘恩负义。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仅只有卡夫卡有（亦或卡夫卡的时代有），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有这样的父权统治，现在也未必剔除干净了。这一点我倒深有体会，父亲总给我们定下这样那样的规矩，如若违反，轻则呵斥一番，重则严惩历罚，比如在我小时候，我的父亲不允许我沾染丝毫纸牌类的娱乐，哪怕偶尔为之也不行，为此我常常受到父亲的责备。本以为我的父亲也是严于律己的，不料想在一家纸牌麻将店的门口撞个正着，从此耳边就是各种揭发父亲玩牌赢钱输钱的声音（父亲同事的、邻里之间的）。那时的我同样觉得父亲是山，太庄严太强大，我同样无法做出任何反抗，除了偶尔冷漠相待，但似乎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父母时而将以上的作为解释为“宠爱”或者“溺爱”，但鲁迅在杂文中写到：“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方子。这样的“溺爱”只会阻碍子女独立前进的道路，从整个人生长度看来，并非一个好的教育方式。能够理解父母尤其是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培养出像自己一样的强壮出色的孩子（自然不介意更好），可现实却并不总顺遂人意，孩子们不一定完全朝着父母安排的方向走，这时，父亲是绝对禁锢的心态的话，带给孩子的可能是极大的心灵创伤，卡夫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者，我认为理解和鼓励是父子关系融洽的最好桥梁。信中，卡夫卡不止一次控诉到父亲不尊重自己的情感，毫无顾忌地恶语伤人，横加干涉自己的一切，“他总是非得让孩子们失望不可”。也许父亲是考虑到树立一个威严高大的形象，也许仅仅因为有逆反心理，总之，他从不理解更别提鼓励孩子的判断和思想。有人说父子紧张的关系成就了卡夫卡的文学成就，我不完全反对，但于人生而言，这实是悲剧一场。

《致父亲的信》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卡夫卡，或者说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卡夫卡。不仅是卡夫卡家庭的问题，在包括中国的无数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例子，即亲权重，父权重中之重，不止卡夫卡控诉它、批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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