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个人解放的源起可以上溯到晚明，经过晚清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严复等的推波助澜，《新青年》所代表的启蒙阵营终于成功地将个人置于首要地位且由个人而成主义[注]许纪霖：《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在个人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在对君父/忠孝的质疑中，“男女—人类”的异质性思考对于“家—国”的传统文化架构的冲击已不可忽视。“我是我自己的”，作为时代文学的普遍呼声，开始绽放极具魅力的思想异彩，因为个人不仅被赋予了未曾有过的地位和价值，甚至可以凭一己之力为真理作出最终决断。令人遗憾的是，觉醒的时代反而让人面临“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注]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的人生困局，觉醒的五四青年普遍遭遇到的是无路可走的惶惑。个人主义的曙光显然并未真正照亮由现实人生通往理想世界的道路，在觉醒与解放之间还存在着一段难以跨越的距离。换句话说，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理论与实践是脱节的。如果个人存在于历史的建构之中，那么五四时期个人觉醒与解放的逻辑是如何被建构的？尤其是《新青年》阵营激情呼唤的个人解放是否存在一些先天性的方法论缺陷？

一、个体的“觉醒”

对个人的阐释晚清时期已呈现思想分流，个人与国家意识、德性伦理的纠缠已显示其观点庞杂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把个人主义界定为个人独立——自信、自尊、利己之心的觉醒，个人不倚赖他力而昂然独来独往于世界[注]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44页。。而刚刚弃医从文的鲁迅则认为，所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不过是隔靴搔痒。为另寻出路计，他开始主张“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0页。的个人观念。从他转述西方哲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精神界之战士”的清晰面影。年轻的鲁迅呼唤自我意识觉醒的个人，他把个人主义具体化为个体性，并以“自性”“我性”予以深入解说。那个被鲁迅个体化了的个人，作为自我授权的自由人，他是自己的所有者，其绝对自由既是个体性的具体演绎，同时也是其实现方式与目标。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有基于科学思维与民主思维二途。基于科学思维的代表人物有胡适、丁文江、吴稚晖、陈独秀；基于民主思维的代表人物有蔡元培、杜亚泉、吴宓、周作人、鲁迅、李石岑、朱谦之等。所谓个人主义，其基本内涵应包括人的尊严、自主、隐私和自我发展等自由平等观念的基本要素。卢克斯认为：“人的尊严或者对人的尊重这一观念是平等思想的核心，而自主、隐私和自我发展则代表了自由(liberty)或者自主(freedom)的三个方面。”[注]丹尼尔·沙拉汉：《个人主义的谱系》，储智勇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021页。也许个人并非总是自己的主人，但是对个体的感知、个体自主所要求的内心控制以及作出决定的意志则是其自身可以掌握的。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呼吁青年力戒少年老成，抛弃“谦逊而服从”的“奴隶道德”，追求“以自身为本位”的独立人格[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新文化的倡导一经开始，“个人的崛起”即被呈现在个体自由与纲常名教的对抗性关系之中。《新青年》阵营的目标正是唤醒那个被纲常名教、忠孝节义长期蒙蔽的自我，并使其去感知个体差异化的“心理体验”，尤其是置于这一差异之上的自我人生价值。唯有个体意识是人生价值的始基，没有了个体意识，一切美丑善恶都无从谈起。正如傅斯年所说，“‘善’是从‘个性’发出来的，没有‘个性’就没有了‘善’。我们固然不能说，从‘个性’发出来的都是‘善’，但是离开‘个性’，‘善’‘恶’都不可说了”[注]傅斯年：《万恶之源》(一)，《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所谓个性即是个体性，高一涵曾从民生民权高度揭示个体意识的真义。他说：“故人生第一天职，即在求避苦趋乐之方”；“求得脱苦享荣之极度，立为准则，制为法律。俾最大幸福，得与最大多数人类共享之，是即乐利主义之旨归也”[注]高一涵：《乐利主义与人生》，《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高一涵的乐利主义包含了快乐主义与功利主义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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