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郭昳欧，女，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艺术是建立在人类满足生存必要条件之上的实践活动，是反映人类内心精神形貌与自我意识的特殊手段。艺术创作活动是人类感性情绪得以释放的有效途径，是实现人与人互通感情的联通媒介。艺术创作活动作为悬空于物质层面之上、深刻植入人类精神的思想力量，既受到“形而上”社会文化形态的影响，又受到“形而下”具体艺术形式的掌控，是人类的情绪、审美、价值判断的集合输出，其中体现出的伦理精神是对理论真实性与在场性的写照，是值得讨论的议题。

纵观人类历史，前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工业文明，均强调人与自然、人与机器之间的抗衡；或对上帝与神的过度寄托，或在理性文明下表现出对科技的过度依赖。后现代主义，一个不以时间节点划分的概念，对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掌控的现代主义呈批判的态度，主张对现代主义批判地延续或者将其彻底推翻。“后现代”概念首次出现于19世纪英国画家查普曼的个人画展上，用以表示超越当时前卫的法国印象派的一种批判和创造的精神[1](P53)。后现代主义虽缺乏清晰的内涵界定，大多数人称其是一种“运动”或“一类态度”或“一种状态”[2](P315)，但其本质却很清晰，即在于打破现代主义理性旗帜下制造出的规则与界限，摆脱人类社会中以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和固化观念为代表的枷锁下的束缚，从而得到人性的全面解放。后现代主义开端哲学家尼采认为，现代人处在被道德体系绑架的颓废状态之中，他推崇同“理性”相对立的“反理性”，本质即为对生命意志的追求。在尼采看来丧失了个性、缺乏创造力、按一劳永逸的模式获得价值的人类是“末人”，反之，具有非凡个性、敢于打破旧规则、拥有创造力的，则是理想中的“超人”[3](P153-154)。受尼采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皆强调人是一个完整体，注重对人性内部要素的深度感知与挖掘。

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创作首先从背离禁锢的角度，打破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内对艺术的固态主张，寻找解放的路径。继而，后现代艺术创作最大程度地开发主体的自由，对“延异”(1)“延异”理论(différance)由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提出，意义在于用“差异”来取代“中心”的概念。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二元论总将概念相互对立，例如善与恶、美与丑、男与女等，两者之间并非平等关系，而是给予其中一项以优越感。“延异”所主张的不是静止的概念，其不具有中心和整体性，是要批判形而上学的专断，从而撼动整体，打破解构，造成“散布”和“播撒”的解构状态，旨在防止思想文化与道德体系的僵化。(参考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讲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10页)理论提出的“差异性”呈积极态度，承认艺术创作具有差异的必然属性，支持多元化的艺术包容观才是使艺术创作开枝散叶的途径。从古至今，中世纪重神性，到现代主义推翻神性注重人性，也就是理性，再到后现代主义的超人性，人类社会进程无非是一个逐层解放人之本性，回归生命本质的过程。艺术的创作观念经过后现代的解构之后，从“解放”与“自由”两方面渗透出的伦理精神，即艺术创作应以“向人而生”作为道德取向，艺术创作的最终目是为了人，为了生活，为了人类更幸福的生活。

一、解放：对禁锢的背离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4](P16)。自由是人类向往与追求的崇高境界，是人性得以施展的肥沃土壤。学者高宣扬认为，人类的各种自由包含道德自由或社会自由等，都是人类活动中寻求的部分自由；而艺术与自由一样不可界定，因为“艺术的不可界定性正是由于艺术本身的自由本质”[1](P485)。艺术是人类满足生存必须之后，创造出的可供灵魂消遣的虚幻场域，艺术活动是此场域中将人类思想输出的实践行为。而艺术的创作活动则是凌驾于艺术场域之上，对人类思想的高阶表现手段，所以“艺术家所追求的人的最高自由是绝对自由”[1](P486)。

艺术的应然性是绝对自由，然而艺术的实然性却充满着不自由。《诗经》是中国古代艺术思想的开端，《论语》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5](P15)来概括《诗经》思想中蕴含的纯正与无邪。由此可见，传达美好与正向是古时思想输出的关键所在，正如苏格拉底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认为“美和益是一回事”[6](P156)。思想的归统化一是人类早期文明探索阶段对人性合理规训的卓越手段，然而，单向度的规约往往会造成形式化的禁锢，限制人类思想，不时偏向泥潭，这一点在艺术创作中体现得尤为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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