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是由弗洛伊德所创建的一种治疗个体精神疾病的方法，它不仅是一种心理学理论，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涵。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苏联经济决定论式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少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尝试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中，以便对病态的资本主义作出更为充分的诊断。

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把爱欲规定为人的生命本能和自由，反抗资本主义文明就是要消除资本主义的人性压制，达到爱欲的解放。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显然受到了马尔库塞的影响，试图以“解放”为理论核心整合精神分析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同的是，马尔库塞关注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哈贝马斯则看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模式作为一种“深层解释学”的方法论意义。

一、划分三种兴趣作为整合的框架

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整合是在认识兴趣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所谓认识兴趣理论，是哈贝马斯1965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就职演说《认识与兴趣》中提出的一种认识人类学思想。

哈贝马斯考察古典的和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念，批判它们的客观主义倾向。古典的理论观认为理论是对宇宙的沉思，哲学家观察宇宙，在头脑中构思宇宙的和谐。理论通过心灵去适应宇宙的有规律运动，与生活实践发生关系，并在服从理论教育的人的行为中反映出来。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论则自认为是如实地描绘具有自身规律的宇宙，它坚持描述与规范的区分，科学应对价值中立。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胡塞尔批判了科学的客观主义，认为科学遗忘了前科学的生活世界，实际上科学并没有摆脱生活世界的利益，只有使理论认识脱离兴趣，回到纯理论的形式，理论方可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哈贝马斯赞同胡塞尔对科学的批判，但认为胡塞尔犯了一个错误：现象学虽然揭示了科学与生活利益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就摆脱了生活世界的利益关系。哈贝马斯认为，胡塞尔是在传统的意义上使用理论概念的，实际上，传统理论没有使实践摆脱了兴趣，而是因为理论掩盖了它的真正兴趣，反而获得了一种规范力量。

哈贝马斯认为，客观主义的幻象隐藏了事实的构成，揭示了这种幻象，将理论陈述置于与生活世界的关联中进行理解，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与引导认识的兴趣的关联。认识兴趣是一种引导多样化的研究模式的一般取向，如果我们从不同的研究过程的视角考虑，认识兴趣具有一种准先验的特征。同时，认识具有人类学基础，因为指导认识的兴趣是在劳动、语言和统治的媒介中形成的。

按照研究过程中逻辑方法的规则和指导认识的兴趣之间的特殊联系，哈贝马斯划分出三种不同的兴趣：“技术的认识兴趣包含在经验-分析的科学观中；实践的认识兴趣包含在历史-解释学的科学观中；解放的认识兴趣包含在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观中”[1]126。简言之，我们理解现实的视角和引导系统性研究的一般认知依赖于社会文化生活的特定形式。首先，人类生活离不开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劳动过程中，人类从掌握技艺、发展工业到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具有一种学习的性质。这种引导经验-分析科学的取向根植于一种人类学兴趣，它使人类能够在自然环境中控制事物，这就是技术的认识兴趣。其次，人类生活离不开依靠日常语言的主体间交往。个体是社会性的个体，生活在共同体的交往网络中。历史和文化科学的发展，维持并改进着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它们源于实践知识组织和应用的领域。这种引导历史-解释科学的取向根植于一种人类学兴趣，它确保人类行为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的可能性，这种兴趣就是实践的认识兴趣。

这两种认识兴趣引导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可以说是探讨已经确立的方法的生活基础，不能“事先就把理论的形成结构和理论的运用结构连结起来的这种基本兴趣纳入它的方法论的自我理解”，因而无法达到解放的目的[2]9。

由解放的认识兴趣引导的批判科学不同，它能够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身，科学的自我反思就是解放的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批判都属于批判科学，可以作为批判科学研究的经典案例。

二、区分劳动与相互作用重塑马克思的社会理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所创立的学说本质上是一种解放的认识兴趣所引导的批判科学，然而受困于生产的模式，马克思的批判意图无法得到充分的说明。只有借用青年黑格尔的模式区分劳动与相互作用，马克思的批判意图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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