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1969年，即有李英一编著的《韩国映画全史》问世，但一直以来，韩国电影的“全史”写作总是不太尽如人意。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编著的《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2006)所示：“在韩国电影新的全盛期，缺少一部能为韩国电影提供多种视角、多样史实的电影全史，就这一点而言，作为一名韩国电影研究者，感到相当惭愧。以前，有韩国电影杂志提出‘没有韩国电影史’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因长期没有人去攻克而遗留下来。”*[韩]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编：《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周健蔚，徐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编者序”第2页。

本文对韩国电影史的考察，主要建立在2000年前后由韩国电影史学者撰写并被翻译成中文的韩国电影史著述的基础之上。迄今为止，这样的韩国电影史著述主要包括：李英一著《韩国电影史》(1990，1993)与《韩国电影简史》(1995，1995)，卜焕模、赵熙文著《韩国电影史》(1996，1999)，金钟元、郑重宪著《韩国电影100年》(2001，2013)，李孝仁著《追寻快乐：战后韩国电影与社会文化》(2003，2008)，闵应畯、朱真淑、郭汉周著《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2003，2013)，以及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编著的《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2006，2010)等。*括号中，前后两个年代分别为韩文原文与中译文出版的时间。另外，本文也参考金智奭(1997)、朴燕真(1998/1999)、张镕和(2000)、郑兴勋(2002)、李银姬(2002)、姜乃碤(2004/2005/2008)、林大根(2006)等韩国电影学者以及李沧东(2008)、金东虎(2008)等韩国电影人发表在中文杂志上的相关论述。*括号中的年代，指中文或中译韩文发表的时间。之所以集中考察2000年前后的韩国电影史著述，不仅因为“千禧年”本身会对历史叙述造成或隐或显的影响，而且因为在许多韩国人和韩国电影学者眼中，2000年前后也是韩国电影100年的特殊节点，在此前后兴起的电影史写作热潮，当是韩国电影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重要成就。

在一篇探讨跨国民族电影史的文章中，笔者曾经谈到，跟试图寻求独特性和差异性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日本电影史和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电影史不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电影的历史景观，大多数从一开始就是在殖民话语的框架下起步，并在国族想象之中得以建构的。在此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电影史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往往是在对法国、英国或日本等殖民宗主国进行对峙或抗争，以及对美国电影进行抵制或协商中予以确立的。在亚洲，中国电影如此，印度电影如此，韩国电影也是如此。*李道新：《跨国构型、国族想象与跨国民族电影史》，《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的确，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相同，韩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先是针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激愤，接着是针对东亚分立隔阂体制与朝鲜半岛南北分断的悲情，此后是针对好莱坞霸权的抗争，甚至比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电影的历史叙述更具国族想象的意味，也更具对抗性和争议性。事实上，在全球及东亚视野里，韩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倾向于正视因历史和现实造成的创伤记忆、分断焦虑与抗争格局，主要通过殖民/反殖民、分裂/统一以及全球/在地等二元对立的叙述框架和历史分期，因应一个世纪以来激荡在韩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主主义运动，在解放与开放的史论结构中，纳入有关历史叙述的对抗与争议的动力机制，进而呈现出韩国电影史之于其他各国电影史的独特性与差异性。

一、殖民/反殖民：创伤记忆与民族主义

在韩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中，往往通过殖民/反殖民的叙述框架和历史分期，以日/韩、美/韩之间的对峙和抗争的动力机制，在唤醒并平复创伤记忆的过程中呼吁民族解放，彰显韩国电影与韩国电影史中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甚或民族主义。正因为如此，2000年前后韩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可以见证作为民族电影的韩国电影的特殊性，并得以成功建构作为民族电影史的韩国电影史。

1990年，李英一所著《韩国电影入门》在日本东京凯风社出版。*[韩]李英一：《韩国电影史》，陈笃忱译，《世界电影》1993年第1期。在这部著作里，李英一便极力张扬韩国电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对民族电影先驱罗云奎和在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继续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崔寅奎等，均给予高度评价，并由此搭建起一个韩国“民族电影”的历史框架。在李英一看来，韩国电影70年，始终是在权力的“压迫”和社会、经济的“制约”下遭受种种不幸的。其历史正是从日本帝国的殖民地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电影的确立”，以及真正的“朝鲜民族自己的电影艺术”的第一部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作品，正是罗云奎于1926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名片《阿里郎》。《阿里郎》以其冲击性的内容和主题，给予全民族以巨大的影响，对于当时处于日本殖民地时代的朝鲜电影的思想倾向定位于抗日民族精神，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李英一指出，罗云奎的每部作品，都洋溢着透彻的“民族意识”和“自由思想”，也正是来自罗云奎的“富有民族精神的现实主义”，成为韩国电影“传统的根”。同样，卜焕模对有声电影时代韩国电影倾向的理解，也是以“抵抗精神”和“民族电影”为标准的。在他看来，跟20世纪20年代不同，有声电影时代韩国电影情节剧、通俗武打剧、社会剧等类型增多，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以抵抗精神为基础的民族电影”却“明显衰退”了。*[韩]卜焕模：《韩国电影史(上)》(1996)，陈梅译，《世界电影》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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