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作为一种具有伦理特征的特殊人际关系及文化现象，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医患关系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色和模式，在战争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战救工作中的医患关系是医生主导型。本文基于历史文献，以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救工作为切入点，从军医的职业素养、角色定位及目标3个方面，论述医生主导型医患关系在战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现实意义。

1 解放战争时期军医的状况

军医的数量和质量是做好战救工作的根本保障。一方面，战争使得本来就严重不足的卫生干部和医疗技术人员更加短缺，身兼数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如按1948年编制数，渭北战役期间尚缺排以上卫生干部2 275名，排以下卫生人员3 486名[1]。中原军区一名医生要负责二百多名伤病员，平均一名医生负责一百名以上病人，平均一个护士照顾三十名以上病人[2]。另一方面，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整体偏低。医护人员大多由卫生学校、各类短训班或师带徒、互教互学等方法培训出来，根据战斗需要进行学习，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根本没有条件进行系统而完整的专业学习。这势必增加战救工作难度，导致死亡率和残废率上升。保质保量地完成战救工作，对军医而言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军医的职业素养

关于医生的角色定位和目标，我国隋唐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医精诚》中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要求医者既具备精湛的医术，又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历代医者将“精”与“诚”奉为圭臬而严格地遵守和践行。

2.1 精湛的医术

精湛的医术是治疗效果的重要保障，但当时军医的水平整体偏低。据1948年渭北战役期间统计，排以下卫生人员质量不理想，多是由中、小学生，教员、农村青年以及地方工作人员在战争环境下临时培训而成的[1]。为了提高医术，创办了多样化的短训班和卫生院校，要求军医一边救治伤员，一边学习专业知识。1948年济南战区医院有计划地布置理论与技术学习任务，在战前下发了治疗条例、血管战伤、石膏绑带等相关学习材料，让医务工作同志广泛讨论，以理论指导工作[3]。1949年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利用工作空隙，组织各分区处长或医务主任及直属单位的院长和科组长编成在职轮训班，以提高手术技能，半年中共学习一百八十六个手术[2]。要求他们扎实掌握操作流程，规范操作：手术前剃除手术区域的毛发时，必须按照“用热清水擦净、用百分之七十火酒消毒、包以无菌巾”三步依次进行；手术前一日需沐浴，换干净衣服；手术后要求“伤病员未醒之前护士不得离开，并每小时查脉搏呼吸一次”“腹部手术后于病人呕或狂吐时，将手放在病人腹壁上，并向伤口轻压之，以防缝线破裂，作半卧位”等[3]。自主培养成为壮大军医群体的主要途径[4]，这不仅达到了治病救人目的，还有利于培养军医职业道德。

2.2 高尚的医德

高尚的医德是医护人员想方设法为病人看好病[5]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具备高尚的医德，才能以病人为中心，不怕流血牺牲，做到无私奉献。西北军区从人本主义出发，在医疗救治工作中掀起了革命竞赛的热潮，对工作踏实、任劳任怨、成绩显著者给予奖励[2]。火线抢救“坚决不丢掉一个伤员”，四军卫生员陈彦儒同志和他的模范抢救小组做到了“炮弹打到那里，就救护到那里”“与伤员共生死”。模范共产党员六军护士长任永亭同志负伤不下火线，坚持完成自己的任务到战斗结束[1]。中原军区一名医生要负责二百多名病员，平均一名医生负责一百名以上病人，平均一个护士照顾三十名以上病人[3]。胶东在武昌部队的担架队专门进行了爱护伤员运动，提出“晚上是担架员，白天是看护员”的口号，待伤病员亲如家人，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伤员行为，解决了转运期间伤员同志存在的各种问题，解决了医护人员不足问题[2]。医护人员彻夜陪护、身兼数职已成常态。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历时三年多，医护人员共抢救、医治伤病员128万多人，其中不包括伤俘。东北军区三年来培养、训练与争取了大批医疗技术人员，组织了各部队卫生机关，配备了九十多个医院的卫生干部与人员，配备了各部队医疗技术人员，担负了三十余万个伤病员的收容治疗[6]。这些充分证明军医的思想道德情操和党性绝对是过硬的。

2.3 艺术性的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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