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后曲折前行的长号教学

上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音乐院校长号师资和学生都极度匮乏，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几大城市。从中央音乐学院看，大学部和中学部的长号、大号学生也就十几个人。1963年，毕业了一批中学生，其中两人是高中三年制学生陈玉成和杨玉国。他们先学了一年小号后改学长号，实际上跟我学习只有两年。毕业后，一个分配到电影乐团，担任首席；一个分配到解放军军乐团，担任演奏员。此后就没有几人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教学中断，其间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1968年，文化部从学院抽调一批专业老师到各院团搞样板戏，我被派往北京京剧团，算是借调。直到1971年开办“五七”艺校，重新开始招生，我的长号、大号教学才得以延续。当时，学校决定由我和中央歌剧院的赵德廉同志一起担任新生指导老师。我主要负责制定计划和教学，德廉负责编写教材。有时候，我们一起给学生上课。这一时期，德廉写作了很多长号练习曲和乐曲，其中一部分后来收入中央音乐学院长号考级教程。

文革中的招生情况很特殊。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政审要查祖孙三代，只有“红苗苗”才有资格入选。这一时期，我虽又能从事长号、大号教学，但也有插曲。文革结束后不久，1978年，我被调往中国歌剧舞剧院，先后参加过歌剧《韦拔群》《伤逝》；舞剧《宝莲灯》《文成公主》和交响乐《天方夜谭》等一系列重要演出。直到1982年，才又重回母校中央音乐学院，继续专事长号、大号教学。就在这一年，文革中招收的一批批学生，陆续都毕业了。他们当中大部分被分配到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央广播乐团等院团，有两位“根正苗红”且业务优秀的学生被留了下来，从我昔日的学生变为今天的同事。

一位是长号专业的张凤喜。文革结束后，学院先派他前往日本进修了一年半，回国后才开始教学。当时，除了安排几位学生由他教，还有西安音乐学院两位年轻教师也慕名找他进修。有意思的是，我在附中的一位学生，对他从国外学来的教学方法也很感兴趣，跟我提出要从班上转学。年轻时，班姆布拉教授对我影响很深，喜欢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欣然同意他转到张凤喜那里。要知道，一个中学生在学习期间换专业老师，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另一位是大号专业的高跃。他早年学过几年小提琴，后来改学大号进到我的班上。经过一年半的努力，顺利考入大学。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毕业时以优秀的专业成绩留校任教，成为学院第一位科班出身的专职大号教师。不幸的是，2012年9月，这位年仅50多岁的教育家和演奏家英年早逝，学院大号教学又回到其他教师兼任的状态，非常令人惋惜。

改革开放初期国际交流成绩斐然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中央音乐学院劫后新生，迎来一个空前大发展的新时期。各学科各专业优秀人才辈出，长号、大号专业也不例外。随着新生力量的加盟，专业师资逐渐完备，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催生很多后辈新人。

印象最深的是，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吉斯·布朗（Keith Brown）先生。他是学院接待的第二位外国教授，也是第一位主动申请来华讲学的美国长号专家。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和长号专业，在美国很有实力。已故的吉斯·布朗教授，也是那一时期令人称道的大家。讲学期间，他一周日程安排很满，许多本院和外地赶来的学生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其中，对附中的李东和陈钧还进行了专门辅导。

吉斯·布朗讲学过程中，有一个年轻的长号演奏员黄福民很受青睐。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时，先学了一年半长号，随后又跟我学习了4年，毕业后分配到总政歌舞团。受到专家鼓励的黄福民，1986年只身自费留学美国。3年后，他在加州圣地亚哥举行的全美青年管乐大奖赛中取得第一名，还在获奖音乐会上由乐队协奏，演出了大卫降e大调小协奏曲，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在外国西洋管乐比赛第一次赢得这样的好成绩，非常值得庆贺。

吉斯·布朗先生的造访，就像当年的班姆布拉教授一样，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不仅把美国先进的演奏方法传授给我们，也带来一大批铜管乐谱赠给学院，使我们教学如虎添翼。吉斯·布朗教授在世时，前后到访中国3次，还举行过一场音乐会。他每次讲学，都引来大批兄弟院校的同行求教、观摩和交流，对我国新时期铜管乐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0多年后，忆及当年，依我之见，从这一时期开始，学院长号、大号以及铜管乐教学，既传承着班姆布拉教授播种的德国“基因”，也开始植入先进的美国演奏方法，从而使我们的教学理念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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