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事学院刚刚创建时，经中央军委批准，曾吸纳了近600名原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投诚、被俘的高级军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教学的主要力量。这部分教员曾被称作“旧军官”，后来，为了回避其历史出身，又改称为“非党教员”。

此后，随着南京军事学院自己培养出的党员教员一批批走上教学第一线，以及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军任教，“非党教员”的数量和比例遂逐年减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由上级安排转业到原籍或江苏省、南京市的人民政协等单位工作。在廖汉生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时，“非党教员”还剩下200余人仍然担任教学工作，另有57人长年住在学院招待所里等待分配。他们原有的旧军衔从上将、中将、少将到校级不等。如著名爱国将领林则徐的侄孙、原国民党军第二舰队司令、海军少将林遵，原国民党军中将蒋铁雄、伍培英、朱大纯，陆军大学教育长杭鸿志等。

1955年9月27日起，解放军第一次评授军衔时，正值全军开展“肃反”运动，由于政审和审批都比较复杂，军委决定“原为国民党军队校级以上的解放和留用军官，现在各教学机关及学校中工作者原则上不评衔”。1956年5月，经过反复权衡并考虑党外民主人士意见，国防部又发出指示：“解放战争以来参加我军工作的原国民党军队校以上军官，经审查历史上无严重问题，目前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年龄在评衔后不超过服预备役的最高年龄，适合长期留队工作的，可评定授予其军衔。”

1957年上半年，按照上级部署，南京军事学院给在职的“非党教员”初步评定了拟授军衔。4月，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率工作组来学院检查工作期间，还专门召开了“非党教员”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在全院干部大会上提出：不应叫原国民党军官为“旧军官”；这些人有战斗经验，不管他们的经验是什么战争性质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宝贵的，应当尊重他们的经验；他们也是祖国的一笔宝贵财富。

这年春夏之际，全党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现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6月间，南京军事学院召开“非党同志座谈会”，邀请他们对学院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党整风。这些人着重对“党与非党的关系”“非党教员的使用”“看教材受限制”“7年间没有一个人能入党”，以及“肃反运动人人过关”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迟迟没有授衔，自然也是主要意见之一。

1959年南京军事学院领导合影。前排左起：廖汉生、徐斌洲、王平、钟期光、张震；后排左起：吴嘉民、仲曦东、肖新春、张藩、徐文烈。

确实，此时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已经两年了，而非党教员一直没有军衔，因此也就没有新的制式军服和符号、肩章。他们对此反应强烈，感到自己“非兵非民”，上课和出入营门都很不方便，自尊心和教学积极性也受到影响。他们表示：“军衔是国家给予军官的最高荣誉，可以对教学工作起到鼓励的作用，有就光荣，至于高低没有意见，给什么要什么。”在座谈中，也有一些人言辞相当激烈，对党的政策提出质疑。结果，在随后全党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一些人受到了重点批判。

作为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面临着对这样一批“非党教员”要不要授予人民解放军军衔、授予什么样的军衔的问题。

这个遗留问题，在反右派斗争刚刚进入高潮之际，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棘手。全院上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争论不止。廖汉生主持院党委常委会议，专题讨论这个问题，用了整整7个小时，可仍然没有统一认识。

为了处理好这个问题，廖汉生在会上会下反复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深入了解情况。他逐步认识到，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不好处理之处：

从非党教员的历史来看，他们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呆了几十年，因而均有程度不同的问题甚至是罪恶；而从现实表现来看，他们在加入我军后，特别是在军事学院建立7年以来的工作中，都做出了大小不同的贡献，不少人立功受奖；在当前开展的整风运动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认定有“右派”言论，而有“右派”言论的这部分人当中有些却是平时工作比较好的，相反，一些平时工作不大积极的人在整风运动中也没有发表什么言论；因此，如果对工作较好却有“右派”言论的这种人不予授衔，而给工作不积极、也没发表言论的人授衔，显然是不合适。但是要给所有的人都授衔，保卫部门则通不过。

对这个矛盾的问题，廖汉生很快形成自己的看法：对“非党教员”授衔，是一次重要的思想教育。从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实施以来，我军军官已经普遍授予了军衔，在贯彻、执行条例上必须一视同仁，把“非党教员”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来看待。如果时至今日还不能妥善解决这些人的军衔问题，必然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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