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12月15日，北平被解放军包围。胡适也于当日永远离开了北平，离开了北大。

关于胡适离开北平，他自己记有日记：

（1948年12月14日）早晨还没有出门，得陈雪屏忽从南京来电话，力劝我南行，即有飞机来接我南去，我说，并没有机来。十点到校，见雪屏电：“顷经兄又转达，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当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毅生（郑天挺）与枚荪（周炳琳）均劝我走。我指天说：“看这样青天无片云，从今早到现在，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飞机已不能来了！”我十二点到家，又得电报，机仍无消息。到一点半始得剿总电话，要我三点钟到勤政殿聚齐。后来我们（有陈寅恪夫妇及二女）因路阻，不能到机场。

（1948年12月15日）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今天早上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二十五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卷）

过程写得很平静，完全是一副积极配合急迫想走的样子。但真的如此吗？其实不是，此时出现在胡适身边的还有一个身影，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军统特务叶翔之。

2011年台湾出了本纪念叶翔之“百年冥诞”文集，其中有篇叶翔之自述，文中有这么一句话：“三十七年冬，曾奉命于北平被围中飞平执行某项特殊工作，安然返京，不一周北平即陷于‘匪’手。”

那么是什么工作呢？此书开篇是一直跟随他的唐柱国写的，第三节“叶在大陆屡建奇功”对此有所交待：“叶翔之在大陆撤退前夕，经办过好几件大案，包括在北平被中共围城之后，冒险深入城内，接出胡适、梅贻琦等一批国宝级学者。”

叶翔之是什么人？“抗战胜利时已官拜少将，身兼军统局‘渝（重庆）特区区长’，局（后改为保密局）本部第二处处长、全国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要职”。这之前叶曾于1947年9月参与侦破“北平共谍案”，亲手抓捕并诱降了王石坚，北平、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中共秘密电台大部分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重要情报系统即王石坚系统遭遇灭顶之灾，整个北方情报系统被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这之后，叶又于1950年一手侦破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整个中共台湾省工委，从各级干部到党员共1800余人，除极少数几个逃脱外，全部被捕”，工委书记、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蔡孝乾叛变，吴石、朱谌之等牺牲。

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胡适身边，胡适想不走行吗？其实胡适日记也隐藏着有人来“护送”的蛛丝马迹。最初突然通知胡适的是陈雪屏，陈雪屏曾任北大训导长，此时出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他电报的第一句话“顷经兄”，“经”就是蒋经国，此时蒋经国已开始逐渐掌控情报系统，电报中那句话“有人来洽机”，就是表示国民党要派人来“护送”他们走，再结合“万勿迟疑”“宜充分利用”，这一方面表示国民党高层包括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胡适的重视，一方面也隐含着他们对用军队系统“护送”的不放心，是不是还隐含着万一这些人不愿走，有留下来等待共产党的倾向，就给予就地处理的秘示呢？

对叶翔之来说，这本是件“光荣”的事，后来的自述应该能清楚说明这件事，可为什么仍要说是“特殊工作”呢？傅斯年就公开说过他这位老师处理事务的能力很差。14日下午，胡适从一点半到三点，在事先无准备的情况下，用这么短的时间把离家的事处理好然后离开，如果没有人帮忙是不可想象的事。

1928年4月至1930年5月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这期间因批评国民党人权与约法问题遭到国民党当局猛烈围攻，只好离开上海中国公学返回北大。他是1930年11月28日搬家离开上海的。那天他的日记记得很平静，可跟随他的罗尔纲后来却说情况其实十分险恶，国民党特务的枪口暗中可能随时会将他们打死。离开北平的这一次他的日记仍然记得很平静，通过近些年国民党老特工们的回忆，可以看出那天胡适离开北平充满着危险，表面上是保护他们平安离开，实际上枪口随时会对准他们，只要他们哪怕表露出一点点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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