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似乎具有多重面孔，例如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者、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这容易使人误以为其批判理论只是一个杂烩。［1］75实际上，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虽然在不同时期关注的重心有所不同，甚至借取的理论资源也不尽相同，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统一的主题，这就是人的解放，其哲学基础是否定性理论。

一、时代之恶和批判理论的新任务

作为20 世纪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马尔库塞对人的处境和命运有着深刻的洞察。对他来说，生存的盲目斗争、无休止的竞争、浪费的生产力、欺骗性的压抑、虚假的阳刚以及犬儒的兽性等等都是那个时代之恶。［2］166而批判现实社会，揭露时代之恶则是一个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义不容辞的责任。马尔库塞认为，真正的社会批判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因为正是从马克思那里才开始出现了社会批判理论。［3］41但是和那些无视新的历史事实，并且拒绝从中引出新结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马尔库塞不是从僵硬的教条中寻找答案，而是从变化着的现实中发现问题。

对于马尔库塞来说，新的历史事实就是德国纳粹施行的极权主义统治、苏联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单向度性的形成。20 世纪30 年代，德国纳粹攫取了政权，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其特点是强调一个统一的强力国家，所有的个体和群体必须加以服从。从历史上看，纳粹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好战的，在国际上具有进攻性，在德国还表现为极度的反犹主义。［4］102在其早期著作中，马尔库塞甚至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独裁主义视为极权主义的同义语，认为法西斯国家就是法西斯社会，而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极权主义的原因就来自于现存社会的结构。［5］7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极权主义体系从本质上区别于所有其它形式的西方社会，因为它将市场经济置换为“一种建立在领袖——追随者模式的命令和服从基础之上的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秩序里，父权被国家所替代；权威具有更多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精神支柱（moorings）；而诸如个体、市场、家庭、宗教和传统文化这些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也存在着明显的衰落。其结果就是，社会原子化、新型的统治以及所有传统联系的消解。总而言之，法西斯国家展示出一个流氓国家的特点，即国家机器可以任意转换于虚假的合法性和彻头彻尾的恐怖之间，自治团体被摧毁，个体被剥夺了有组织反抗的手段，并且被还原为单子，从而无助地遭受宣传、腐败和恐怖的联合攻击。［5］18

如果说德国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头吞噬一切的巨兽，那么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出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形式，可以称之为温和的极权主义。根据马尔库塞的研究，二战后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舒适，越来越体面，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作为整体来说又显得不正常和非理性。［3］155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其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维度，从而使这个社会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6］译后记单向度性正是这种“铁笼式的”新极权主义社会的标志物。与旧极权主义主要依靠恐怖和暴力的手段不同，新极权主义是通过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自由来达到与对立面的同一的，因此更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例如，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工人和他的老板可以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可以打扮得同她的雇主女儿一样漂亮，黑人也可以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等等。［6］9马克思曾经设想，物质需要上的自由是取得其他自由的先决条件，但现在它已变成一种产生奴役的力量，因为当人们的需要被满足时，他们的批判反抗的理性就被消解了，他们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消极工具。［1］81-82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这种需要其实只是虚假的需要，而不是真实的需要，因为它们是那些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为了压制个人而加之于个人之上的需要。另外，现代社会带来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们受到无处不在的商业和政治的支配。

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是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马尔库塞曾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麦金太尔认为，马尔库塞的研究其实就是对斯大林主义，以及后期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缺点是缺乏实例，所以“它主要研究一种学说，而不是一种社会”。［1］69麦金太尔的这个指责大体上是合乎实际的。甚至可以说，这个缺点在马尔库塞的许多著作中都存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马尔库塞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社会科学家，而是一位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研究，只是马尔库塞试图阐释他心目中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已，因为在他看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例如，马克思主张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受客观的历史规律和条件制约的，但马尔库塞认为苏联当时的历史过渡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却强行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理论根据。另外，马尔库塞提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并非生产力标准，而是人性标准，否则就难以解释苏联在实现工业化和国有化的过程中，因为同样追求生产率的提高而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同化问题。与此同时，苏联还产生了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官僚阶层，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主张。 在苏联，甚至连艺术也必须奉行反映现实的自然主义标准，最终丧失了其超越性。总之，苏联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批判功能，而成为统治的工具。［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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