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医学杂志

迎来改革开放的年代 ——中央音乐学院长号教 

来源:解放军医学杂志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1-04

文革前后曲折前行的长号教学

上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音乐院校长号师资和学生都极度匮乏,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几大城市。从中央音乐学院看,大学部和中学部的长号、大号学生也就十几个人。1963年,毕业了一批中学生,其中两人是高中三年制学生陈玉成和杨玉国。他们先学了一年小号后改学长号,实际上跟我学习只有两年。毕业后,一个分配到电影乐团,担任首席;一个分配到解放军军乐团,担任演奏员。此后就没有几人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教学中断,其间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1968年,文化部从学院抽调一批专业老师到各院团搞样板戏,我被派往北京京剧团,算是借调。直到1971年开办“五七”艺校,重新开始招生,我的长号、大号教学才得以延续。当时,学校决定由我和中央歌剧院的赵德廉同志一起担任新生指导老师。我主要负责制定计划和教学,德廉负责编写教材。有时候,我们一起给学生上课。这一时期,德廉写作了很多长号练习曲和乐曲,其中一部分后来收入中央音乐学院长号考级教程。

文革中的招生情况很特殊。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政审要查祖孙三代,只有“红苗苗”才有资格入选。这一时期,我虽又能从事长号、大号教学,但也有插曲。文革结束后不久,1978年,我被调往中国歌剧舞剧院,先后参加过歌剧《韦拔群》《伤逝》;舞剧《宝莲灯》《文成公主》和交响乐《天方夜谭》等一系列重要演出。直到1982年,才又重回母校中央音乐学院,继续专事长号、大号教学。就在这一年,文革中招收的一批批学生,陆续都毕业了。他们当中大部分被分配到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央广播乐团等院团,有两位“根正苗红”且业务优秀的学生被留了下来,从我昔日的学生变为今天的同事。

一位是长号专业的张凤喜。文革结束后,学院先派他前往日本进修了一年半,回国后才开始教学。当时,除了安排几位学生由他教,还有西安音乐学院两位年轻教师也慕名找他进修。有意思的是,我在附中的一位学生,对他从国外学来的教学方法也很感兴趣,跟我提出要从班上转学。年轻时,班姆布拉教授对我影响很深,喜欢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欣然同意他转到张凤喜那里。要知道,一个中学生在学习期间换专业老师,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另一位是大号专业的高跃。他早年学过几年小提琴,后来改学大号进到我的班上。经过一年半的努力,顺利考入大学。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毕业时以优秀的专业成绩留校任教,成为学院第一位科班出身的专职大号教师。不幸的是,2012年9月,这位年仅50多岁的教育家和演奏家英年早逝,学院大号教学又回到其他教师兼任的状态,非常令人惋惜。

改革开放初期国际交流成绩斐然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中央音乐学院劫后新生,迎来一个空前大发展的新时期。各学科各专业优秀人才辈出,长号、大号专业也不例外。随着新生力量的加盟,专业师资逐渐完备,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催生很多后辈新人。

印象最深的是,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吉斯·布朗(Keith Brown)先生。他是学院接待的第二位外国教授,也是第一位主动申请来华讲学的美国长号专家。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和长号专业,在美国很有实力。已故的吉斯·布朗教授,也是那一时期令人称道的大家。讲学期间,他一周日程安排很满,许多本院和外地赶来的学生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其中,对附中的李东和陈钧还进行了专门辅导。

吉斯·布朗讲学过程中,有一个年轻的长号演奏员黄福民很受青睐。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时,先学了一年半长号,随后又跟我学习了4年,毕业后分配到总政歌舞团。受到专家鼓励的黄福民,1986年只身自费留学美国。3年后,他在加州圣地亚哥举行的全美青年管乐大奖赛中取得第一名,还在获奖音乐会上由乐队协奏,演出了大卫降e大调小协奏曲,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在外国西洋管乐比赛第一次赢得这样的好成绩,非常值得庆贺。

吉斯·布朗先生的造访,就像当年的班姆布拉教授一样,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不仅把美国先进的演奏方法传授给我们,也带来一大批铜管乐谱赠给学院,使我们教学如虎添翼。吉斯·布朗教授在世时,前后到访中国3次,还举行过一场音乐会。他每次讲学,都引来大批兄弟院校的同行求教、观摩和交流,对我国新时期铜管乐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0多年后,忆及当年,依我之见,从这一时期开始,学院长号、大号以及铜管乐教学,既传承着班姆布拉教授播种的德国“基因”,也开始植入先进的美国演奏方法,从而使我们的教学理念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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